性别比

更新时间:2022-08-12

性别比是在种群层面上研究的问题,是指族群中雄性(男性)对雌性(女性)的比率。“第一性别比”指怀孕时的性别比;“第二性别比”指刚出生的婴儿的性别比;“第三性别比”指所有成熟个体(此指出生后至死亡)的性别比。

基本信息

中文名性别比
外文名sex ratio
拼音xing bie bi
类型一种比较
对象种群
简介指族群中雄性对雌性的比率

简介

性别比是在种群层面研究的问题。性别比(或称性比例)是人口学上关于社会或国家男女人口数量的一种比率,基本上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。也是生物学中对种群中雌雄个体数量的比率,以族群中雄性所占比例来做定义。

性别比是指族群中雄性(男性)对雌性(女性)的比率。“第一性别比”指怀孕时的性别比;“第二性别比”指刚出生婴儿的性别比;“第三性别比”指所有成熟个体(此指出生后至死亡)的性别比。

人口学上对人类社会或国家中的男女性别比,通常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。人类的二级性别比大约是105位男性对100位女性。而生物学上的性别比,则是以族群中雄性所占比例来做定义。

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较为严重、持续时间较长的国家。2016年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12.88,性别比连降8年,与正常值104-107有稍高的偏离。

2018年1月,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,2017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,其中,男性人口71137万人,女性人口67871万人,虽然男性人口仍比女性人口多出3266万,但总人口性别比为104.81(以女性为100)至国际通行的的合理区间之内。

2000年出生的人口,男女比例大概为118.23,其中男生783万,女生662万,男生比女生多121万。

00后总人口大概1.46亿左右,其中男生比女生多将近1300万。其中,每一个年龄段男生大约比女生多100万左右。

对于有性染色体的生物来说,通常种群中的雌雄比例为1:1,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达不到这一比率,有孤雌生殖的动物,比如科莫多巨蜥(ZW机制)雄性:雌性=4:3,幼年龟类(XY机制)雄性:雌性=1:3,即使没有孤雄或孤雌生殖功能,狮子的性别比例往往也达不到1:1,始终是雌狮多于雄狮。而对于没有性染色体的生物来说,由于性别由胚胎发育环境(如温度)(如蛇类鳄鱼)或卵子是否受精决定(如膜翅目昆虫),因而性别比例则不确定。

范围

人类婴儿性别并非纯然1比1的机率,由于X及Y精子移动速度、重量不同,所以Y精子比较容易胜出、让卵子受孕,所以人口学家认为新生儿正常的人口比约为106,在人口统计学上,一般正常范围则在102至107之间。高于或低于这个数字,背后则可能隐藏了环境、社会、医疗等因素。

但由于女婴较男婴存活率为高,且女人比男人长寿,加上男人比较容易因为工作、卫生习惯、生活习惯等因素死亡,所以整体人口的性别比多在100以下,越高龄、生活环境愈好的国家,因为高龄女性人口愈来愈多,所以性别比也愈低,例如日本在2002年只有95.5。

其实所有生物都一样性别比例受多种因素影响,当然,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对生物性别进行选择,比如说砍伐不结果的雄株木瓜,保留结果的雌株和雌雄同株木瓜,通过孤雌生殖技术多产雄蚕少产雌蚕,以获得更多蚕丝,通过精子筛选使乳用畜多产雌性少产雄性,肉用畜多产雄性少产雌性,以此获得更多的乳制品和肉制品等等,但法律禁止对人类先进行性别选择,除非特殊需要,诸如对血友病、色盲病等性别连锁疾病的预防的预防。

计算

其中根据统计对象不同,性别比又可分为以下各种。

1.种群总数量性别比;统计对象为全部种群数量。计算方法是:;

2.出生性别比:统计对象为出生时的幼仔或幼虫。计算方法是:。出生性别比又叫第二性别比。第一性别比是胚胎形成时的性别比;

3.婴儿性别比:这种统计方法一般只用于人类,统计对象为1周岁内存活的婴儿。计算方法是:;

4.繁殖年龄性别比:统计对象为到达繁殖年龄的全部个体。对人类来说,中国为男22周岁、女20周岁的人口为法定结婚年龄,对于其它动物则以成年个体数量进行计算,对于植物来说一般在开花后进行计算,因为开花后容易判断植物性别。繁殖年龄性别比又叫第三性别比;

5.死亡个体性别比:统计对象为某一时期内死亡的全部个体总数;

6.分年龄组性别比:统计对象为各发育阶段的个体数。

失衡

经历过长期封建社会发展的亚洲国家,由于“重男轻女”的封建落后思想仍较根深蒂固,所以性别比都较西方国家为高。以2002年为例,中国大陆的人口性别比为106.1、台湾104.1、韩国110。

台湾目前尚未针对逐渐恶化的性别比有任何政策,而大陆则于2004年开始,推行“关爱女孩行动”。

原因

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。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。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,在不进行人为性别选择干涉的情况下,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在102~107之间。这是由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。对这个数值的任何人为控制和改变,都会对人口的两性结构造成严重危害。

据统计,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.47;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.92;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高达116,远超国际认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,2014年开放二胎以后基本回归正常。

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。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,中国0岁~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,大约多出1883万人。2010年后,这些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,那时,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凸显: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“娶妻难”;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;婚外性行为会增多;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;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。

以往,人们一提起生育性别的偏好总会谈到受文化习俗或“封建余毒”的影响,谈到农活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客观需要。但张翼认为,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的不仅有上述传统因素,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等省,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,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。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、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,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。那些土地辽阔、人口比较稀疏、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,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。在中国,只有新疆、贵州、青海和西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之列。

国家在控制人口总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,但一些人在安排家庭生育计划时受到潜在的男性偏好影响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另一个主因是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和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,这使得流产的女婴数量大大多于男婴。

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,农村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,而城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还算均衡。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,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,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城市生活。

控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要手段有:党和政府部门加大对生育选择的监控;对B超等能够予以性别选择的医检设备进行严格管理;对非法经营的机构和个人追究经济责任及刑事责任;消除女童辍学现象;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。

控制

学者对于性别比异常有许多解释,而一个社会中可能各种影响性别比的方式都同时存在。生殖科技:生殖科技是最快、最有效,而且较不伤感情的性别控制技术,其中又可约略分为三种:

堕胎

在怀孕初期利用超音波、羊膜穿刺、绒毛筛检等方式,知道胚胎性别之后,再将胚胎取出。虽然台湾、中国大陆都明令禁止这种行为,但医生“体谅”妇女在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压力,有部分还是愿意协助堕胎。

精虫分离:精虫分离是将精虫分成X及Y两群后,再注入妇女体内,但不确保100%生男,不过伤害最小。

试管婴儿:在体外培育受精卵后,检查性别,确定是男孩之后再植入子宫。这种方式100%可以生男,但所抛弃的女性胚胎是否为生命,医界尚有争辩。

偏方

中国社会中一直传说各种能够生男的方法,例如控制饮食酸碱性,依照日期、时辰行房等等。

胎次

大陆明文规定实施“全面二孩”,台湾虽然未限制妇女生育数目,但在经济压力之下,许多夫妻决定只生一胎,也成为“假性一胎化”。学者发现,在这种社会中,头一胎的性别比虽然已经偏高,但是第2、3胎后,更为异常,有时候可以达到130,明显有人为因素介入,主要是妇女可能第一胎生女后,第二胎无法再将命运交给上天决定,只好求助生殖科技。

环境

也有学者认为,环境荷尔蒙可能改变夫妻双方的体质,所以男婴的比率会愈来愈高。由于华人社会性别比异常的区域,也是B型肝炎盛行区域,也有学者提出假说,认为B型肝炎(乙型肝炎)可能影响性别比,但未获进一步学术上的证实。

后果

婚姻

性别比失衡之后,最大的冲击就是婚姻;一些研究显 示,当大量年轻男性无法找到另一半时,社会治安会显著变差、甚至可能是造成战争的因素。

清朝统治时代的台湾是一个例子,由于清朝政府早期禁止人民全家移民来台,因此当时台湾社会明显男多余于女,造成了许多“罗汉脚”,增加台湾社会动乱的频率。

在台湾、以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来看,虽然出生时性别比位于只是略高的106,但由于女性结婚意愿低,许多男人必须娶东南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女性。而性别比失衡的一代,未来更难由台湾女性中找到适合的伴侣。

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,在人口数较多的地区,很难以“娶外籍新娘”来解决婚姻问题;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,其未来更令人担忧。

改善

女孩的健康成长与家庭幸福、社会进步、国家发展密切相连。保障妇女 儿童权益,促进社会性别平等,是计划生育、男女平等两大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。

国家计生委在《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》(1994)中指出:“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,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、漏报出生女婴,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、漏报女婴引起的”。

国家卫生计生委抓住这一关键环节,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,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。促进社会性别平等、实现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是事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。

因此有的学者认为,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,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.7,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.2。根据这一推论,女婴的漏报、瞒报,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.6和4.2,进而得出: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“假性上升”,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“真性”与“假性”影响大致持平。

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约翰·肯尼迪及其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史耀疆研究发现,从1990-2015年间,2500万女性有可能在出生时没上户口,大部分“消失的女孩”不是被溺害,而是上户口比较晚和未报告出生人口造成的。

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,2010年,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.1484亿人,同年龄段女性为1.1358亿人,两者只差126万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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